包括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等至少3名官员在6月以来被公布“失去联系”，让官员“失踪”问题再引关注。记者梳理约十年“失踪”的部分官员发现，出逃官员多与经济问题有关，也因此带来巨大损失。一些官员是在“听到风声”甚至被调查后失踪。

  官员频繁“失踪”，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官员日常管理存疏漏。对于公务人员、官员的出境，国家早有相关规定，包括处级以上官员要审批并备案等。近年来，对公职人员出境问题更加严格，包括要求申报在国外配偶子女情况等。专家认为，要从根本上防止官员“失踪”，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等。

  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突然就“消失”了，两个多月过去，尚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

  今年6月20日，公安县政府通报，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。7月26日，公安县纪委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仍无法联系到蔡道明，县委已免除了蔡的一切职务。

  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，蔡道明并非第一个。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，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、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、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。

  蔡道明也不是最后一个。今年6月3日，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，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。

  今年初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曾说，五年来，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，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。

  不过尚未归案的“失踪”、在逃职务犯罪者有多少，未有公开的数字。

  休假式“失踪”

  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，失踪官员都会存在违法违纪问题。有官员可能听到被调查查风声后逃走

  履历显示，王雁威是广州增城人，2011年11月当选为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。

  依据公开资料，王雁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5月30日，参加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。

  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，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，后来离开工作岗位。

  7月25日，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，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“失踪”情况进行研究处理。

  根据《公务员法》规定，旷工或者因公外出、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，或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，应辞退。至目前，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。

  这种“休假式”的理由，王雁威不是孤例。据介绍，湖北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踪当日，对妻子称身体不适，要去看病。此后，即失去联系。

  网上有消息称，蔡道明“畏罪潜逃”。不过公安县尚未公布调查进展。

  2010年，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也是以休假名义，赴美国旅游一个多月后再未归。

  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，这些失踪官员，都会存在一些违法、违纪问题。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，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走，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。

  8月8日，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，也不完全排除官员因家庭矛盾而失踪，但可能性极小，负气出境就更没可能性。不排除这些人实际上将情人、财产已转移出国，制造家庭矛盾负气出走假象。

  被调查后出逃

  反腐专家李永忠介绍，发生在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“失踪”案例，并不少见

  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，在被调查期间失踪。

  之前，2012年1月6日，温玲已卸任区政协主席，正式退休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她1997年任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时，还曾当选深圳首届“十大优秀青年公仆”。

  2012年4月，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。有媒体援引网络举报称，温玲涉案受贿金额或达2亿元。

  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，姐姐因孩子结婚赴美。

  今年7月24日，深圳市纪委发消息开除温玲党籍和公职，经查温玲在南山区工作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由其亲属代为收受他人所送公司股权；并在组织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。

  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，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，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，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。有些时候，程序协调、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。因此，发生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不少见。

  李永忠说，中国每年有十几万党员、公职人员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，但真正够条件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占极少数。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又失踪的案例几乎没有。

  同样在被调查(举报)期间失踪的，还有辽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。

  据报道，王国强曾于2010年7月以赴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为由，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，但因故未能成行。

  2012年3月，王国强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办理了一年多次赴美签证。4月，王国强与身在丹东海关工作的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，此后便与国内失去联系。

  据报道，去年2月，辽宁省纪委、省监察厅组成调查组，对凤城海德热电公司调查，调查该公司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海德热电曾行贿王国强等问题。

  按时间推算，王国强是在被调查期间“失踪”。

  网传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。去年5月，王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。司法机关已对其启动追逃程序。

  姜明安认为，我国现行的法规，对地方和部门“一把手”的监督还不到位，“同级纪委管不了，上级纪委又太远”。一些高级别的领导，特别是部门“一把手”受约束小，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，才被发现失踪。

  “不堪逼债出走”

  郴州曾登报寻找失踪的王昌宏，他被找到后交代炒期货赔了400多万。

  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：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，避走躲债，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。

  今年6月23日，湖南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，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级部门请假，已失踪超20天。此前，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。

  事发后，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。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，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。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。

  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。去年3月13日，一则《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副局长》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。据介绍王2011年11月起长期“不正常上班”。

  2012年4月22日，郴州市纪委监察局人员找到王昌宏，他已做过保安、司机等工作。据其交代，他做官同时还是个商人。炒期货赔了400多万，不堪逼债出走。

  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，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。失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，数额达9000多万元。

  据报道，李华波一家4口一起失踪。2012年2月，鄱阳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到李的电话，称自己逃到了加拿大，“这几年，我贪污了很多公款”。

  也有“失踪”者或因就医。去年11月，广州天河区猎德村村民注意到支书李方荣消失了，后得知其已赴加拿大。李后来寄回诊疗证明并提交辞职申请。今年3月广州市纪委称暂未发现李方荣有贪腐问题。

  出逃与巨额损失

  曾有科研资料披露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逃者16000至18000人，共携带款项8000亿元。

  失踪的官员们并非都能长期隐匿下去。

  据媒体报道，涉嫌受贿5000多万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、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万里，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他后，2012年1月“失踪”。后据调查，他用名为“张唯良”的护照跨越边境。

  卢万里逃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。3个月后，被押解回国，2005年底，卢万里被执行死刑。

  2007年，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时，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有重大嫌疑。2007年1月，案件侦办过程中，胡星消失了。据报道，消失前胡星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一次省里的会议。

  胡星出逃后，中国警方对胡星发出A级通缉令。后来，在专案组办案人员规劝下，胡星从新加坡回国受审。2007年8月，胡星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。

  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，这些年，中国不但加入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，签订相关协议、谈判、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。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。“没有遣返或引渡归国的人，他们在国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想跑出去也越来越困难了。”李永忠说。

  今年初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称，五年来，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，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。

  央行网站曾刊登完成于2008年6月的课题报告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》，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，外逃党政干部，公安、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，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、失踪人员，数目16000至18000人，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。

  出境限制与身份造假

  国家对干部出境有明确规定，包括报批等。失踪官员多持有假身份

  对于公职人员、领导干部出境问题，国家其实有多个明文规定。早在1999年，中办就已下发《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(处)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(境)管理工作意见》。要求，正县(处)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(境)，要办理审批手续，要由单位填写备案表，报上级组织、人事部门备案审核等。副处级出境也要填写备案表。

  领导干部因私出境，则需经上级组织、人事部门批准，再到公安部门办手续。副省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境，出境审批手续也更严格。

  即便如此，高官外逃依然不断发生。综合报道看，一些官员出逃前办理了假的身份信息等。

  根据公开资料，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，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国电总经理高严，他曾任云南省委书记。媒体认为高严携巨款外逃。审计署2003年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6亿。

  高严至今处于“失踪”状态。曾有消息称他在澳大利亚。

  据报道，高严拥有至少3个不同名字身份证，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。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，除本人护照外，还持有广东某地户口及护照、澳门居民身份证。当年他出逃，便是持假护照越境。

  专家介绍，对于领导干部的出境管理越来越严格。例如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离退休副厅级以上干部，因公、因私护照均要交由相关部门统管或登记等。

  今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，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，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。

  此前，2010年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》，要求子女或配偶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，应向组织(人事)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。

  中央纪委、中组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《暂行规定》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，考虑到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资源，《暂行规定》将其作为规范重点。

  技术与制度“预防”

  专家李永忠认为，没有责任倒查机制，也是官员能够“失踪”的原因之一。

  反腐专家李永忠说，公职人员失踪前，一般做了准备。其家庭成员动向一般会发生变动，同时，他们的账户、股金、房产等财产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如果有关部门关注及时，应不难发现蛛丝马迹，作为重点关注对象。

  “这段时间他长途电话是不是多了，收发邮件频率是否变得频繁。这段时间是否深居简出或频繁活动……”李永忠说，这些官员也可能会突然到远的地方开会或休假。这些可能是给出逃准备条件。

  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，公职人员出逃时，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。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，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。“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”。

  今年两会上，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“公职人员名单管理”体系，建议把官员及家属、利益关联人在银行、证券、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。林喆认为，这个体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，包括防止官员出逃。

  李永忠指出，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，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。“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。”不能做到“守土有责”，也是致使官员失踪(外逃)问题的弊病之一。

  姜明安认为，必须重视制度建设，“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”。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，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。姜明安呼吁中央也尽快出台预防腐败的法规。

  在李永忠看来，目前技术不断发展，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，但这属于技术层面，“微观角度”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革，“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”。

  (备注：依据公开报道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整理。)